前言：
　　荀子曰：“下贫则上贫，下富则上富。”“富国必要先富民”，只有国民富裕，才有税收充足、需求旺盛，进而国力强劲。
　　建国初期，孤岛般恶劣的生存环境，使得中国“勒紧裤腰带”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，“富民”被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， 这是彼时彼境一个泱泱大国的必然选择。
　　时过境迁。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，仓廪充实，国际地位显著，民富国强已可期待。
　　独国富而民尤贫，小河干而大河满，此种经济发展策略毕竟只是下策，前苏联的解体之痛犹在眼前。将国家独立出来，视微民生，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、独立循环的经济模式， 创造财富也好，毁灭财富也罢，与老百姓的钱囊无干，这种经济增长最终将失去增长的支点。。
　　目前，民富的重要性被高度重视。但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都存在种种不足。比如坚持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，是否与之矛盾？2.6万亿的财政收入中，用于扶贫和西部地区转移支付仅1000多个亿，财政资金是不是都花在了刀刃上？
　　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，低收入人口的问题愈来愈凸显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平的机会，成为当务之急。对体制造成的分配不公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只有制度的保障才能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。
　　值得强调的是，改革开放之初所强调的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参诺。关注低收入者，与“杀富济贫”无涉。 让富人更富，穷人变富，在共同发展中缩小差距。
　　富国先富民，关注低收入者，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，与改革开放一直以来的本质目标一脉相承。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联合举办天下论衡“十一·五”规划系列论坛第三期，探讨富国先富民、关注低收入者的问题。特约嘉宾有安徽省巢湖市常务副市长宋国权、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教授、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教授、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石霞教授和曹新教授。此次论坛由中央党校经济部副主任赵振华教授主持。

　　本报记者 刘巍 李振华 胡敬艳 程东升 北京报道
　　转变发展观
　　主持人：“富国富民”与“富民富国”虽然只是字的顺序颠倒，却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，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同的阶段选择了相应的思路。现在“十一·五”规划提出来，“富民强国”它的现实依据是什么？
　　王东京：这是个发展观的问题，应该从两个坐标系看。第一是历史眼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如果我们立刻提出先富民再富国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我们国家、民族要生存，所以要先勒紧裤带搞建设，发展重工业，这是历史的选择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们开展了生产目的大讨论，把“为了生产而生产，还是为了消费而生产”这个问题提出来，经过讨论，大家取得了共识，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调整思路，后来陈云同志提出“一要吃饭、二要建设”，把中国人民的生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，不要用今天的眼光评价历史。
　　第二是世界眼光。前苏联在世界上算一个强国，仅次于美国，但最后还是垮台了，什么道理？我想它的教训就是国家强大但人民不富裕，老百姓那么穷，就会对政党、对国家失去信心，最后导致解体。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，治国安邦有四策：民富国强是上策，老百姓富了，都能交税，国家也就富有了；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是中策；民穷国强是下策；当然民穷国穷是下下策。当我们在面对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时，我们要生存，所以要先搞建设。但综合国力提上来之后，我们的发展观就要转变，要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。这是从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。
　　曹新： 我认为民不富，国是不可能强的。为什么美国国家富——因为他们可以发债，有收入来源，他们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做保障。如果民不富，那么国家也不敢发国债，因为没办法偿还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富民富国是一种发展，只有民富了，才能国强。
　　举例来说，以前江浙一带总是受到台风的困扰，于是政府号召老百姓集资修海塘。但那时老百姓都穷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最多有个录音机，台风来时，大家把存折一揣，录音机一抱就跑了，谁也不愿出资修海塘。而现在老百姓富了，台风来时，不可能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，于是就主动出钱修海塘。实际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，老百姓要保护自己的财产，必然会结成团对付外部列强，结果国家自然而然就强大了。所以我们讲，民不富，国不强。